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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对白流苏形象的塑造
家庭的保守、败落给流苏这个人物的命运蒙上了第一重“悲”的色彩。作品中的主人公白流苏出生在充满腐旧气味的白公馆。本是大家闺秀的她，本该有着小姐般尊贵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但她只是空有漂亮的容颜。因为“她所祈求的母亲和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至于哥哥嫂嫂们一个比一个自私，流苏离了婚从夫家带回来的钱被哥哥嫂嫂们花光了不说，反而说流苏身上有晦气，是天生的扫帚星。
家庭的保守、自私让流苏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感受不到伟大的母爱，有的只是对生活的凄凉。于是不得不小声地喊到：“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这样的家与《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茉莉香片》的传庆家，《留情》中的杨太太的府第等，由于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在读者的心目中相互重叠，发生关联，构成一个独特的世界时，每一个具体的环境就在作者统一的命意下获得了超越自身的新的意义，甚至变成为一种象征，那就是灰暗的、腐烂的、令人窒息的代名词，或者说是衰落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缩影的象征。
这样的家庭离开也罢，正好机会来了。徐太太要带流苏到香港，然而出去了最终又回来了，当最后盼来范柳原的电报时，流苏哭了，她失去了自制力，因为在她看来，一个女人是禁不起老的，整整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这次的离开失去了第一次赴港时愉快冒险的感觉，也完全不是为范柳原的风仪的魄力所征服的心甘情愿，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并且是让白流苏感到最痛苦的成分。
婚姻的不幸，让流苏这个人物具有第二重“悲”。五四以后的小说大多以包办婚姻的不幸揭露礼教、旧道德的罪恶。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有相似之处。不过《传奇》小说中的女子大体上生活在稍后一些的时期，旧的一套的不合时宜显得更加触目，这些人物以及她们的家长，已经多少迁就了现实，张爱玲更加曲折多面地展示她们面临的困境。白流苏离婚后住在娘家，那个已离了婚的丈夫的死使她在娘家的日子一下变得复杂微妙了。找到一桩安全的婚姻是她摆脱繁难的唯一出路。
徐太太点明了这个真相：“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这不仅对白流苏适用，而且对《传奇》中的绝大多数女子都适用。她们的一切教育都是为出嫁作准备，难怪婚姻动机构成了生活中的一个主旋律。在作品中，作者写到：“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言外之意，只有婚姻才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保障。可是作品中的主人公白流苏虽有过婚姻，但是很短暂，没过多久就离婚了。
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娘家，忍受着哥嫂们的白眼。好不容易碰到了范柳原，可又不能给她婚姻的保障，两个人只是玩着心计，算计来算计去，就这样熬着，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再说了，女人是禁不起时间的！
二、作品对悲的氛围的营造
张爱玲笔下的悲剧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悲剧———强调力和崇高、英雄和壮烈等强烈的对比，而是“参差的对照”;不是悲壮，而是“苍凉”。“苍凉”作为一种情绪主题笼罩着张爱玲笔下的每一个故事，更是一种氛围影响着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从而让每一个故事以及每个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沉浸在背的氛围中。
这种悲的氛围主要体现为意象的营造。胡琴作为一种意象，为作品蒙上了一层凄怆、忧伤的情调。胡琴是旧戏台的道具，声音凄怆、忧伤，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以胡琴声拉开故事的序幕和收束全篇：“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然后就在这种苍凉的天幕下讲开了一段苍凉的故事。
在整个的故事的叙述中，胡琴参与了主人公悲欢离合的人生遭遇，成为一个暗含寓意的有机构成物，具有很浓的象征意味，胡琴成为人生的隐喻，胡琴即人生，说不尽的苍凉虚无。
当故事完了的时候，作者还不忘提醒读者这个故事是在胡琴的咿咿呀呀声中结束的。这样便使小说首尾呼应，叙述圆满浑融。胡琴声也造成一种叙事上的间离效果，使主人公和他们的生存环境之间产生疏离感，也使读者和小说世界之间产生距离，并且使作者超脱于人物世界之外。作品中，香港战乱成全了流苏，使她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作者用胡琴声拉开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消解了凡俗的喜悦。
作家在胡琴声中融入了对时间和历史的个体体验和思索。胡琴声渲染了一种凄怆的氛围，有助于形成小说苍凉的美学风格，又和香港的战乱加剧了张爱玲对人生悲剧性的认识，她的思想里有着“惘惘的威胁”:“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此外就是月亮意象的运用。月亮意象几乎贯穿了张爱玲所有的小说创作。在《倾城之恋》中，作者偶尔在不经意中会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窗外的月亮上的。
但这月亮不是杜甫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也不是苏轼的“明月夜，短松岗”,而是用“月亮”来隐喻情欲。如作家写到：“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月光、薄薄的、照着冰凉的镜子，用冷色调的词语营造凄清的氛围，喻示被镜子摄进的炽热的欲火终将成灰烬，繁华成幻影的镜像世界。这里月亮见证了主人公的情爱，用冷色调的词语映衬浓烈的情爱，参差对照的手法传达出世界冰冷、人生虚无的感慨。“墙”的意象的运用也为这篇作品营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
“墙”这一意象本身具有阻隔、间离的内涵。首先是对自然界的隔离。如作品中作者写到：“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山。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一堵墙隔开了山的这边和那边，其实也就是隔开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它让这两个世界永远那么陌生，永远没有交流，因而作家在此用“死的颜色”来隐喻这个世界。
其次是由此引发的对人生、宇宙的叩问与思索：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凭着屹然高耸的灰墙，作品突破古老传奇的硬壳，逼近哲学，它思考着天荒地老、文明崩毁和真心犹存，带有几分预感、几分惆怅、几分悲凉、几分期待。
作家在最富诗意的爱情题材中剥离了诗意，消解了恋爱中的激情，把世俗男女受困于自身及物质世界的无奈展示出来，建构了一个言情而无情的世界。张爱玲曾说：“人生是一件华丽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这句话提示了人生的无奈。
三、结局悲中带喜，深化了作品的“悲”的意味
作家自己曾对《倾城之恋》的结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说：“《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她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从作家张爱玲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倾城之恋》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比喻，在文明倾覆之后，只有情是真的。但当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摆在面前时，情又是空的、虚的。人就是生活在这样悖论般自相矛盾的生活中。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从来就不是宗教的，不是超越的，不是彼岸性，而是现实的伦理道德或人生哲学，所以中国古代悲剧常常以“大团圆”作为结局。但这种“团圆之趣”要么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美学特质，要么使作品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
尽管范柳原与白流苏互相算计，但最终两人还是走向了婚姻的殿堂。这是张爱玲的小说中，唯一结局近似圆满的。但这种“喜”只是一种表象而已，内中还是渗透着“悲”的。甚至说这种悲中带喜的结局，更深化了作品的悲美特质。因为从婚姻本身来讲，真正意义上所谓的幸福婚姻，则是以真爱为前提的，他们之间的爱情没有任何的条件。他们也许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但他们之间没有猜疑，更多的是相互的爱慕与尊重。
尽管范柳原与白流苏也有过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但更多的时候只是在调情，互相算计，各自为着各自的自私，最终的结合只是因为香港的陷落，范柳原要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最终选择了与白流苏的结合，成为名副其实的倾城之恋。这种婚姻并未给流苏任何愉悦，她还是有点惆怅。惆怅什么？因为她俩的结合，并不能说明两人已有了充分的沟通。
范柳原曾说过：“……生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也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结合，并不能证明这番话有错，而恰恰证明外界力量的强大。
白流苏相信了，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大难来临的时候，范柳原要抓住一些现实的东西，只能结婚。这种结局看似圆满，实质是不圆满的。人的感情与时代大潮和外界环境相比竟是那么渺小，白流苏对范柳原的关心，迁就又算得上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