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开始，徐太太到白府是给白流苏的妹妹白宝络说亲事的，白家的人一听范柳原是华侨富商，都对他极为满意。四奶奶甚至想把自己的女儿金枝金蝉嫁给范柳原，宝络听到四奶奶的阴谋后，便让流苏陪她去相亲。
她觉得流苏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相亲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风流倜傥的范柳原竟然与残花败柳的白流苏一见钟情。在这次意外的邂逅中，他们相爱了，并且两人都非常认真。
“他们在第一次相见以后就是真正的动情，只有动情了才可能使一个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
首先，白流苏对范柳原一见钟情。遇见范柳原之前，白流苏的生活是绝望的，是孤立无援的。当时的她已经离婚多年，一直寄居在娘家。
离婚时，流苏曾得到一笔补偿金，她的哥嫂看在钱的份上，自然对她笑脸相迎。但当她的财产被她的哥嫂挥霍殆尽后，他们就开始对流苏恶语相向，甚至说流苏是扫帚星。
每次三奶奶四奶奶指桑骂槐的时候，流苏都被气得浑身乱颤，却又无计可施。遇到范柳原以后，白流苏的心情立刻由绝望转为喜悦了。舞会结束，一行人回到白公馆后，三奶奶和四奶奶站在阳台上对流苏破口大骂。这次流苏不再被气得发抖，反而显得非常镇静。
因为今天她得到了异性的爱，此时，她的内心是欣喜的，是骄傲的。回房后，她点着了蚊香烟，开始判断范柳原是不是真心地喜欢她。
“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所以范柳原对她说的那些表达爱慕之情的话，“她一句也不相信”，白流苏反复提醒自己“不能不当心”。
其实，如果白流苏不爱范柳原，根本没有必要提醒自己别上当受骗，正是出于一个离婚女人对所爱男人的防范心理，白流苏才提醒自己别让那个男人骗了。随后，她坐在地上，搂住刚刚换下来的月白蝉翼纱旗袍，并且郑重地把脸依偎在旗袍上。
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白流苏却把脸郑重地依偎在上面，可见，在她心里这并不是一件普通的旗袍，这是白流苏和范柳原跳舞时所穿的衣服，里面承载着她与范柳原的美好回忆。她依偎的不仅仅是这件满载回忆的旗袍，她更是把自己的下半生寄托在了范柳原的身上。
此外，她点燃蚊香烟也有着象征意义，离婚后白流苏在娘家度日如年，她早已心如死灰。范柳原的出现再次点燃了她对生活的希望，所以，白流苏点燃的不仅是现实中的蚊香烟，更是一炷生活的香。
其次，范柳原对白流苏同样是一见钟情的。三十二岁的范柳原不仅长得风流倜傥，而且还是华侨富商，当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无数的太太们争先恐后地把女儿送上门来，但范柳原一个也没看上，甚至把这些女人看成是他脚底下的泥。
当白流苏出现在他面前时，范柳原欣喜若狂，他感觉到白流苏就是那个能与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人。所以，他费尽心机把白流苏从上海接到香港，如果不爱，范柳原没必要花费心思在白流苏身上。
范柳原虽然喜欢白流苏，但是他“不愿意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婚姻”。一方面，范柳原本来是去和白宝络相亲的，结果却看上了姐姐白流苏，如果贸然去白公馆提亲势必会置这两姐妹于尴尬的境地。
另一方面，范柳原因为私生子的身份，一直不被范家的族人接纳，他对封建大家庭是缺乏好感的。同样地，他对白流苏居住的旧式大家庭也极其反感，所以他希望白流苏摆脱陈腐的白公馆，到香港这种充满西方现代气息的城市里去。
一见钟情是一种神秘的体验，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出现的一个幻影，白流苏与范柳原正是这种神秘体验的当事人。虽然他们的相遇是一次偶然，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人确实相爱了，否则白流苏这样一个大家闺秀不可能在没有订婚的情况下，就孤身前往香港与一个男人同居。
凭范柳原的经济实力，在香港根本不缺情人，但范柳原还是大费周章地把白流苏引到香港来了。在范柳原的心里，白流苏不是情人，而是他终其一生在寻找的灵魂伴侣。
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是一见钟情式的，他们在短短几个小时的交流中，就认定对方正是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另一半。于是，白流苏接受了范柳原的邀请来到了香港，两个人正式谈起了恋爱。
但在恋爱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听不懂对方的话，这是两个人生活背景的差异造成的爱情错位。
这种错位主要体现在两个人文化背景的错位与对彼此心理定位的错位。虽然他们的爱情存在错位，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与对方沟通。在一次次错位的冲撞中，两个人终于发现了对方爱情的诚意。
对于白流苏与范柳原爱情的诚意，张爱玲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是张爱玲虚无主义的爱情观造成的认识误区，她对待爱情的虚无主义倾向，使她“看不到范柳原浮浪油滑的背后还有西方文化教养留给他的认真和真情的一面，也看不到白流苏精心追求爱情的严肃意义”。
张爱玲对世界的认识充满了虚无主义的倾向，她对人生缺乏必要的憧憬，对爱情也缺少坚定的信念。
她曾说：“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地也许不过是几条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有惊心动魄。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张爱玲觉得人生是虚无的，在社会、历史的运作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都被不可知的力量玩弄于股掌之中，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这种虚无主义倾向的形成与她的家庭生活背景与战争经历有关。
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他有着旧式的文化教养，能吟诗，会作赋。“但他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窑子、对子女缺乏责任心。”
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位新女性，她受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影响，渴望实现自身价值，在张爱玲两岁的时候，她就赴法留学，学习美术，一去就是七八年。
香港沦陷是张爱玲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经历。张爱玲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伦敦大学，后因战争未去，改入了香港大学。在大学期间，香港沦陷，战事再一次中断了她的学业。两次战争经历让张爱玲感到人生的安稳是多么脆弱，战乱使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她曾这样描述香港围城时的感受：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凌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会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
原生家庭亲情的缺失使张爱玲缺乏安全感，战争经历更是加深了张爱玲内心的不安，所以她对人生抱着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
香港沦陷时，她说：“我一个人守着蜡烛，想到从前，想到现在，近两年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应当有数。”乱世中所有的一切都“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爱情也注定会被打翻。
所以她对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传奇充满了怀疑，有意淡化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一见钟情的描写，还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改成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即使在两人结婚后，张爱玲依然调侃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张爱玲以调侃的笔触，夸大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自私与精刮，但无论她如何调侃也掩盖不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爱。尤其在香港沦陷后，战争的特殊环境使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心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对爱情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
香港沦陷后，面对风雨飘摇的世界，白流苏明白了爱情与婚姻的真谛。范柳原曾站在断壁残垣下对白流苏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但当时白流苏并不明白那段话的意思。直到战争爆发，她才明白当时说“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的含义。
白流苏的文化背景与传统经验告诉她，婚姻是一种与钱财、地产等物质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制度。但她现在明白：“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只有用真心去面对心爱的人，才是真正的天长地久。
在战争的威胁中，范柳原认识到了现世安稳的重要性。曾经，他希望与白流苏一起在马来亚的原始森林里奔跑。战争爆发后，他才发觉自己之前的爱情理想是何其幼稚。
现在，范柳原明白人生如果没有安稳做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爱情只有落实到柴米油盐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才容易天长地久。所以，他每天扫地、拖地板，并且还帮着流苏拧沉重的褥单。而流苏因为柳原爱吃马来菜，便学会了做咖喱鱼，两个人每天只顾着吃吃喝喝与打扫卫生。
其实，他们两人一起做饭，一起做家务，一起打扫卫生的这些生活片段就是爱情，爱情本来就是一刹那的现象。
“在战争的炮火下，他们是真爱，由真爱他们看到了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