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资料显示，刘少奇一生共养育了9个子女，长女刘爱琴最为传奇。
她出生即被交给汉口一户工人家庭抚养，7岁又被卖做童养媳，11岁才被接回延安和父亲团聚。
一年后就送到莫斯科学习，而后十年间，她经历了异国残酷的战争，也遇到了浪漫的爱情。
但因为她是刘少奇的女儿，却不得不放弃做自己。
在她11岁那年的春天，日军飞机正在轮番轰炸汉口，一天中午她正在家里劈柴。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没反应过来，只听见有人叫喊——女儿。
刘爱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紧紧抱着妈妈的双腿。
屋里的婆婆闻声而出，妈妈赶紧朝旁边的叔叔点了点头。
叔叔三十岁左右，身穿深蓝色长衫，头戴黑色礼帽，很整洁也很亲切。他和婆婆比比划划、嘀嘀咕咕了很长一段时间。
婆婆阴沉的脸，慢慢出现了笑意。她转身进屋，拿出来一身半新的衣裤给刘爱琴，假惺惺说舍不得我就这样子走。
这张可怕的脸，刘爱琴是死都不想再见了，拉着妈妈赶紧离开了这个“地狱”。
拐过路口时，见有家照相馆，叔叔说要给她照张相。
刘爱琴长这么大，从没照过相。
从照相馆出来，叔叔给刘爱琴买来一身漂亮的学生装换上。
而住在隔壁的叔叔，每天总是早出晚归，似乎很忙。
这天，叔叔和妈妈把她叫到身边，告诉了她一件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1
叔叔指着妈妈对她说：“她是你的奶妈，不是你的亲妈妈……”
一种似曾相识的恐惧感涌上来，刘爱琴顿时明白了，一下惊叫起来：“妈，你是不是又把我卖到什么地方！”
刘爱琴紧紧抓住妈妈，求她带爱琴回家，不要再卖她了。
从刘爱琴五六岁记事，一家四口人就在贫困中挣扎。父亲是个打零工的工人，妈妈替人缝补浆洗，挣钱糊口，我和弟弟负责捡垃圾、煤核、野菜。
他身体弱，经常有病，一发起烧来，妈妈只能抱着她哭，妈妈待刘爱琴比弟弟还好，有了吃的也总是紧着我。
8岁那年，奶奶饿得剩一把骨头，眼看就要不行了。一天，妈妈把爱琴叫到身边，说明天送我到城里亲戚家去，他们家能吃饱饭。
我哭着闹着喊着不肯去，可日子轮不到我说了算。
妈妈前脚转身出门，“亲戚”后脚就扔给刘爱琴一把扫帚“干活”。
从此天不亮，她就被吆喝起来劈柴、扫地、担水、烧火，稍不高兴就拳打脚踢，身上到处是黑紫蓝青的伤痕。
做女奴还不是刘爱琴最可怕的，其实，刘爱琴是他们家买来的童养媳。
好巧不巧，去没多久，那个才1岁多的“丈夫”就出天花死了。婆婆骂她给她家带来了邪气，害死她儿子，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打她。过度的劳累和挨打受骂，让她的神经极度紧张，得了遗尿症。婆婆只要发现我尿床，就逼她跪地，把尿湿的褥子蒙在头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
终于又一次见到了妈妈，但说她说其实，她只是刘爱琴的奶妈，这下，要带爱琴见亲爸爸，以后就再也没人欺负爱琴了。她蜡黄的脸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刘爱琴又转过头去望着旁边的叔叔，那位叔叔一直在微笑着，看着她们。
看起来像真的。
叔叔把她送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个阿姨抱着我亲了又亲，说我长得真像我的母亲。
后来我才知道，救她的人叫周恩来。
不久后，几个跟刘爱琴一样，亲人在延安的孩子也陆续来到这里，一天夜里，他们坐上了一列火车，由武汉发往西安。
下了火车后，刘爱琴住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的妻子熊阿姨见到刘爱琴有瘦又小，就把她接到她家住了一周。阿姨鼓励爱琴到院子里锻炼身体。虽是短短几天，但却让刘爱琴，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
临别时，熊阿姨告诉她，这次到延安只能见到父亲，因为母亲何宝珍4年前就牺牲了。熊阿姨曾和母亲一起被抓入国民党的监狱，熊阿姨鼓励她要努力锻炼身体，将来像牺牲的妈妈一样坚强。
这是刘爱琴对母亲最初的记忆。
离开西安后，汽车一路向北，在那黄褐色的世界里，沿途开着一种花，红白相间，显得异常的耀眼和美丽。
刘爱琴好奇问身边的叔叔，这是什么花，为什么那么好看？
叔叔说那是罂粟，虽然好看，但是有毒。这些是当地军阀强迫老百姓种的。三天后，黄土地上似乎少了些什么，有梯田，但却看不到房子，只见一个个土丘的窟窿处，有人进进出出。
汽车继续行驶七天，终于开进了延安城，一排排的窑洞很整齐，很多人在一个山坡上的院子里等着她们。
刚下车，就有穿军装的人笑着对他们说：“喂，小鬼，从敌占区来的？”
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敌占区，就说从武汉来的。原来武汉在她们离开不久后，就被日军占领了。
正准备吃晚饭，外边有人接刘爱琴的人到了。
不一会儿，从窑洞里走出一个人，高高的个子，脸很清瘦。
他身上穿着身干净的灰军装，头戴灰军帽，胳膊上佩着和其他人一样的袖章，脚穿草鞋，打着绑腿。
还没等刘爱琴张口发问，他就大步走过来，拉住刘爱琴上下打量，"爱儿，你来啦。”
他就是刘爱琴的父亲刘少奇。
刘爱琴僵在一边，带她来的叔叔捅了捅，低声说："快叫爸爸。”
爱琴仰起头望着他，嘴张了张却叫不出口，又赶紧低下头。父亲笑着拍拍她的肩膀，父女一起进了窑洞。
坐下后，刘少奇搂孩子，刘爱琴感到这样很别扭，身子一个劲儿往外翅。
父亲也不管，笑着自言自语："太瘦了，太瘦了。”
旁边的一位叔叔问她几岁了，紧张了好一会儿，刘爱琴才能开口说话，就只蹦出来三个字：不知道。
周围的人哄地笑了，父亲也笑，说我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自己的岁数。
看到大家都在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刘爱琴一下子觉得特别委屈，“哇”一声就开始哭。
大人们马上不笑了，整个窑洞的气氛都变得紧张了。父亲说刘爱琴啊，你吃苦了，吃的这些苦，他都知道。还告诉她，她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为了革命，母亲生下的三个孩子，她都没有机会带，只能找关系可靠的工友送养。
刘爱琴刚送到养母家时，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一些经济补贴，日子还能过得去。后来关系断了，奶妈不得不送我去当童养媳。
想到还没找到的弟弟，刘爱琴也是忧心忡忡，吃人的环境下，他的养父母又会怎么对他呢？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对刘爱琴说，你要记住，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换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办事。
那时刘爱琴并不懂这话背后的含义，也不明白这话的分量。
夜深了，看刘爱琴困了，父亲铺好被子让他先睡。等刘爱琴躺下，刘少奇又坐在桌旁，开始写东西。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睁眼一看，刘少奇仍然坐在桌前，小油灯还亮着。
不久，哥哥也被接到了延安。哥哥寄养在大伯父家，但父母长期失联，他如被人遗忘了一般，在老家成了一个长工、放牛娃。
哥哥来到后，兄妹俩一起进了延安保育小学。
由于日寇飞机经常轰炸，孩子们无法在教室里上课，常常挎着马扎，到宝塔山下、延河边上去上课。
但令刘爱琴没想到的是，就连这样的日子，也非常短暂。
年暑假，父亲告诉刘爱琴，周恩来伯伯要去苏联治臂伤，决定让刘爱琴一同跟着去苏联学习，第二天就要启程。第二天清晨，父亲来为我他们送行，站在人群中，刘少奇依依不舍地望着兄妹俩。
相聚仅一年，刘少奇不仅教会了她骑马、爬山、吃他最爱的小米饭，教她做人的道理，一切才刚刚熟悉，转眼又要分离。看着父亲瘦高的身影，她哭了。
这一走，父女又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
年底，他们到了苏联，莫斯科的冬天比延安还寒冷，但孩子们的心却欢欣鼓舞。
他们被安排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这里的孩子小的3岁，大的14岁，所有女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连衣裙，白色的内衣，想起过去，简直天壤之别。
刘爱琴很快过了语言关，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结识了各国的小朋友。
但这样的美好没能持续多久，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就对苏联发动了闪电袭击。
整个伊万诺沃市日夜在工作，所有的青壮年男人都上了前线，妇女和老人也到工厂去做工。
大大小小的工厂，炉火熊熊燃烧，铁锤伴着机器轰鸣，不分昼夜地制作前线用的枪支、炮弹和各种军需用品。
沿着街道两侧，到处都有穿军装的人，医院也躺满了从前线撤下的伤员。
儿童院的正常生活也被打乱了，十几名大孩子报名上了前线；哥哥他们去兵工厂造武器，挖战壕工事。
像刘爱琴这样年龄小的同学，也开始为支援前线参加劳动。
在附近的集体农庄，他们负责收麦子、土豆、胡萝卜。一双双小手冻裂流血，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疼，这和曾经被虐待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们都知道：只有抓紧后方生产，前方才能早点打跑法西斯，他们才能回家！
刘爱琴主动申请到伊万诺沃纺织厂参加劳动，为前线做军衣、帐篷，申请到森林去伐木，医院救护伤员。
在医院里，充满了呻吟、死亡、鲜血，到处可见裂开的伤口，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血腥臭味，一张张没有血色的脸扭曲着。由于药品和床位短缺，很多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伤口淤血化脓，残废和死亡随时都在发生。刘爱琴只能一刻不停地抱着一堆又一堆带着脓血的绷带，在水池里洗。手泡得发白掉皮，也不停；一有空闲，我就去给那些伤员唱歌，帮他们写信。
战时的冬季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漫长。
德军对莫斯科的围困，中断了物资的运输，冬季取暖的木柴全部送到了前线。儿童院粮食紧缺，更别提取暖了。
有时睡觉的被子被冻在了墙上，每个同学的眉毛和脸上都有一层白白的霜。教室的墙壁上也冻着冰，钢笔的墨水也全被冻住，我把钢笔放进自己的衣服里，用体温暖化，再取出来写字。
为此，前胸和肚皮常常被墨水染得一塌湖涂。意志能驱散一个人的软弱，但却驱散不了饥饿，他们每天只能分到几粒手指肚般大小的土豆。
战争漫长又煎熬，每个人都在战争中成长，孩子们开始了生产自救，开荒种地，一直坚持到年，苏联红军打到柏林。
苏联本土暂时恢复了战前的平静，学校复课，刘爱琴也迎来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刘爱琴去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深造，新生报到处，一片繁忙。
她在人群中四处张望，希望能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但这里全是一色的深眼窝、高鼻梁，没有一个东方面孔。刘爱琴有些沮丧地靠着墙边等着，直到喊我的名字，才抱着通知书和简历表跑过去。
当我向老师自我介绍完后，她只见身边一个人在侧目望她。这个男生甚至一直跟在她的身后，甚至都能听到他的喘息声。
回过头，她看到一个长着栗色头发的男孩望着刘爱琴，我冲他友好地笑笑，继续往前走。他可能是受到刘爱琴的鼓励，紧跟两步上前，问刘爱琴是不是国际儿童学院过来的，他听介绍时刘爱琴提了一下。
男孩很高兴地自我介绍，他也是从国际儿童学校来的。彼此面对面站着，因为共同的学习经历，聊得很畅快。
他是西班牙人，但没来及介绍名字，刘爱琴就跑进了体检中心，只听见他在身后说：
“喂，中国人，请问姓名，分在哪一个系？”
新生的生活丰富多彩，刘爱琴很快有了新的同学。半年很快过去，刘爱琴也迎来第一个和平的新年。
学校礼堂的新年舞会里，一片欢声笑语。
在“喀秋莎”的乐曲中，年轻人翩翩起舞，刘爱琴一眼就看到那个英俊的西班牙少年，他正和一位姑娘跳舞，漂亮优雅的舞步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一支曲子奏完，他竟然朝刘爱琴走了过来，我的心狂跳起来，他彬彬有礼说：
“你好！中国人。”
命运又一次邂逅，两颗懵懂的心走在了一起。
他叫费尔南多，在无电线系就读，是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后代，他的父母都在革命中牺牲了，他是跟着姨妈在苏联生活的。
费尔南多幽默又奔放，刘爱琴根本都不知道对方的父母和身份，也没有“门当户对"的观念，认定了对方，就这样恋爱结婚了。
费尔南多不知道自己的岳父是谁，也不知道岳父将会对这段婚姻做出何种要求。刘爱琴也曾经想过，丈夫将来要是回西班牙，就跟他去。
但我不知道，事情并非像我想得那么简单。
年7月，苏联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中共中央代表团来访的消息。
刘爱琴指着报纸上消息，告诉费尔南多，代表团团长刘少奇是她的父亲，你应该去见见他……
还没说完，费尔南多大笑起来，以为我在开玩笑。
刘爱琴被他笑愣了，认真告诉他这是真的，而且还没有把我们俩的事告诉父亲。
这回轮到费尔南多发愣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娶的竟然是位“公主”！
费尔南多这才想起结婚时，姨妈的忠告，你们不仅有不同的国籍，另外，你对妻子的家庭了解吗？不要被感情取代了理智。姨妈当时没有明说，但姨妈应该是想到了一些。事已至此，费尔南多决定跟刘爱琴一起去见父亲。
父女第二次相见，又是十年过去了。父亲的头发比从前白的更多了，可他依然神采奕奕。
他只是十分简单地询问了费尔南多的家庭及个人情况，并用一种命令加征询的口气，请他同意留刘爱琴陪自己住几天。
父亲在苏联活动日程排得十分紧张，刘爱琴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时间同他好好谈谈家事。
我当时回国决心已定，只是担心费尔南多能否同行。回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但父亲仍没有对刘爱琴和费尔南多的去向表明态度。
自从费尔南多见到刘少奇那天起，他就不常笑了。始经常盯着天空发呆，人也瘦了。回国这件事成了压在他心里的大石头。那天，刘爱琴一直等到很晚，父亲才回来，刘爱琴直截了当地硬着头皮问，费尔南多能和我们一块儿回国吗？
父亲听到刘爱琴突如其来的问话，愣了一下，但他并没有犹豫，明确表示他不同意费尔南多跟我一道回国。
父亲说一是担心费尔南多适应不了中国文化，他更担心西班牙国家制度，和我们将要建设的新中国制度是不一样的，刘少奇说必须要为刘爱琴的政治负责。
刘爱琴不明白，虽然丈夫是西班牙人，但他也是共产革命者的后代，他们的理想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相爱。
“你首先应该考虑党和国家的利益。‘刘少奇语气坚决，背过身去。
刘爱琴回到房间，蒙上被子失声痛哭，不知哭了多久。突然有一双大手在抚摸刘爱琴的头，我睁开眼,父亲坐在床头望着我，外面天已经亮了。
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下子击倒了刘爱琴，她开始发高烧。刘少奇每天都来看她，却丝毫不肯让步。
孩子们都不理解两国、两党间的微妙关系，那是政治家才会
